留侯论
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,必有过人之节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,匹夫见辱,拔剑而起,挺身而斗,此不足为勇也。天下有大勇者,卒然临之而不惊,无故加之而不怒。此其所挟持者甚大,而其志甚远也。
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,其事甚怪;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,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。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,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;而世不察,以为鬼物,亦已过矣。且其意不在书。
当韩之亡,秦之方盛也,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。其平居无罪夷灭者,不可胜数。虽有贲、育,无所复施。夫持法太急者,其锋不可犯,而其势未可乘。子房不忍忿忿之心,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;当此之时,子房之不死者,其间不能容发,盖亦已危矣。
千金之子,不死于盗贼,何者?其身之可爱,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。子房以盖世之才,不为伊尹、太公之谋,而特出于荆轲、聂政之计,以侥幸于不死,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。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。彼其能有所忍也,然后可以就大事,故曰:“孺子可教也。”
楚庄王伐郑,郑伯肉袒牵羊以逆;庄王曰:“其君能下人,必能信用其民矣。”遂舍之。勾践之困于会稽,而归臣妾于吴者,三年而不倦。且夫有报人之志,而不能下人者,是匹夫之刚也。夫老人者,以为子房才有余,而忧其度量之不足,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,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。何则?非有生平之素,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,而命以仆妾之役,油然而不怪者,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,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。
观夫高祖之所以胜,而项籍之所以败者,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。项籍唯不能忍,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;高祖忍之,养其全锋而待其弊,此子房教之也。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,高祖发怒,见于词色。由此观之,犹有刚强不忍之气,非子房其谁全之?
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,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,不称其志气。呜呼!此其所以为子房欤!
“留侯论”译文及注释
译文
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,一定具有胜人的节操,(有)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。有勇无谋的人被侮辱,一定会拔起剑,挺身上前搏斗,这不足够被称为勇士。天下真正具有豪杰气概的人,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,当无原因受到别人侮辱时,也不愤怒。这是因为他们胸怀极大的抱负,志向非常高远。
张良被桥上老人授给兵书这件事,确实很古怪。但是,又怎么知道那不是秦代的一位隐居君子出来考验张良呢?看那老人用以微微显露出自己用意的方式,都具有圣贤相互提醒告诫的意义。一般人不明白,把那老人当作神仙,也太荒谬了。再说,桥上老人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授给张良兵书(而在于使张良能有所忍,以就大事)。在韩国已灭亡时,秦国正很强盛,秦王嬴政用刀锯、油锅对付天下的志士,那种住在家里平白无故被抓去杀头灭族的人,数也数不清。就是有孟贲、夏育那样的勇士,没有再施展本领的机会了。凡是执法过分严厉的君王,他的刀锋是不好硬碰的,而他的气势是不可以凭借的。张良压不住他对秦王愤怒的情感,以他个人的力量,在一次狙击中求得一时的痛快,在那时他没有被捕被杀,那间隙连一根头发也容纳不下,也太危险了!富贵人家的子弟,是不肯死在盗贼手里的。为什么呢?因为他们的生命宝贵,死在盗贼手里太不值得。张良有超过世上一切人的才能,不去作伊尹、姜尚那样深谋远虑之事,反而只学荆轲、聂政行刺的下策,侥幸所以没有死掉,这必定是桥上老人为他深深感到惋惜的地方。所以那老人故意态度傲慢无理、言语粗恶的深深羞辱他,他如果能忍受得住,方才可以凭借这点而成就大功业,所以到最后,老人说:“这个年幼的人可以教育了。”
楚庄王攻打郑国,郑襄公脱去上衣裸露身体、牵了羊来迎接。庄王说:“国君能够对人谦让,委屈自己,一定能得到自己老百姓的信任和效力。”就此放弃对郑国的进攻。越王勾践在会稽陷於困境,他到吴国去做奴仆,好几年都不懈怠。再说,有向人报仇的心愿,却不能做人下人的,这是普通人的刚强而已。那老人,认为张良才智有余,而担心他的度量不够,因此深深挫折他年轻人刚强锐利的脾气,使他能忍得住小怨愤去成就远大的谋略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老人和张良并没有平生的老交情,突然在郊野之间相遇,却拿奴仆的低贱之事来让张良做,张良很自然而不觉得怪异,这本是秦始皇所不能惊惧他和项羽所不能激怒他的原因。
看那汉高祖之所以成功,项羽之所以失败,原因就在于一个能忍耐、一个不能忍耐罢了。项羽不能忍耐,因此战争中是百战百胜,但是随随便便使用他的刀锋(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实力)。汉高祖能忍耐,保持自己完整的锋锐的战斗力,等到对方疲敝。这是张良教他的。当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要自立为王,高祖为此发怒了,语气脸色都显露出来,从此可看出,他还有刚强不能忍耐的气度,不是张良,谁能成全他?司马迁本来猜想张良的形貌一定是魁梧奇伟的,谁料到他的长相竟然像妇人女子,与他的志气和度量不相称。啊!外柔内刚,这就是张良之所以成为张良吧!
注释
节:节操。
匹夫:普通人。
见辱:受到侮辱。
卒然:突然。卒,通“猝”。
所挟持者甚大:谓胸怀广阔,志意高远。挟持,指抱负。
子房:张良,字子房。因佐刘邦建立汉朝有功,封留侯。
受书:接受兵书。书,指《太公兵法》。圯上:桥上。老人:指黄石公。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:“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,有一老父,衣褐,至良所,直堕其履圯下。顾谓良曰:‘孺子,下取履!’良愕然,欲殴之;为其老,强忍,下取履。父曰:‘履我!’良业为取履,因长跪履之。父以足受,笑而去。”后老父约见张良于桥上,张良两次迟到,受到老父的责备。第三次张良“夜未半”即往,老父喜,送他一部书,说:“读此则为王者师矣。后十年兴,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,山下黄石即我矣。”语毕,老父即离去。次日张良“视其书”,才知道是《太公兵法》。
隐君子:隐居的高士。
观其:瞧他。其,指黄石公。
微:略微,隐约。
见:同“现”。
以为鬼物:因黄石公的事迹较为离奇,语或涉荒诞,故有人认为他是鬼神之类,王充《论衡·自然》:“或曰······张良游泗水之上,遇黄石公,授公书。盖天佐汉诛秦,故命令神石为鬼书授人。”
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:谓秦王残杀成性,以刀锯杀人,以鼎镬烹人。
夷灭:灭族。
贲、育:孟贲、夏育,古代著名勇士。
无所复施:无法施展本领。
其势未可乘:谓形势有利于秦,还没有可乘之机。
而逞于一击之间: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载“秦灭韩”,张良“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,为韩报仇······得力士,为铁椎重百二十斤。秦皇帝东游,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,误中副车。秦皇帝大怒,大索天下,求贼甚急,为张良故也。”其间不能容发:当中差不了一根毛发。比喻情势危急。
千金之子:富贵人家的子弟。
不死于盗贼:不会死在和贼的拼搏上。
不足以死:不值得因之而死。
伊尹太公之谋:谓安邦定国之谋。伊尹辅佐汤建立商朝。吕尚(即太公望)是周武王的开国大臣。
荆柯聂政之计:谓行刺之下策。荆柯刺秦王与燕政刺杀韩相侠累两事,俱见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。
鲜腆:无礼,厚颇。
孺子可教也:谓张良可以教诲。
“楚庄王伐郑”六句:楚庄王攻克郑国后,郑伯肉祖牵羊以迎,表示屈服。楚庄王认为他能取信于民,便释放了他,并退兵,与郑议和。事见《左传》宜公十二年。肉祖,袒衣阵体。
“勾践之困于会稽”三句:《左传》哀公元年:“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,报槜李(越军曾击败吴军于此)也。遂入越。越王(勾践)以甲循五千,保于会稽(山),使大夫种因昊大宰萦以行成。······越及吴平。《国语·越语下》载勾践“令大夫种守于国,与范蠡入宦于吴:三年而吴人遣之。”归臣妾于吴,谓投降吴国为其臣妾。
报人:向人报仇。
非有生平之素:犹言素昧平生(向来不熟悉)。
仆妾之役:指“取履”事。
油然:盛兴貌。此谓悦敬之心油然而生。
轻用其锋:轻率地消耗自己的兵力。
弊:疲困,衰败。
“当淮阴破齐”三句: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:汉四年,韩信破齐,向刘邦请封“假王”,“当是时,楚方急围汉王于荣阳,韩信使者至,发书,汉王大怒,骂日:‘吾困于此,旦暮望若来佐我,乃欲自立为王!’”张良赶紧提醒他不能得罪韩信。刘邦醒悟,便封韩信为齐王以笼络他。韩信后降封为淮阴侯,故称为淮阴。
非子房其谁全之:不是张良,谁又能来保全他呢?
“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”二句: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:“太史公日:‘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,至见其图,状貌如妇人好女。’”不称,不相称。
“留侯论”鉴赏
赏析二
《留侯论》并不全面评论张良的生平和功业,而只论述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观方面的根本原因——“能忍”的过人之节。这个问题过去未有人道及,是作者的创见。
开头一段是立论,提出能忍、不能忍这个命题。“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,必有过人之节”,是泛言,举凡忠勇、坚毅等等超乎常人的节操,全都包括在内。以下则扣住《留侯论》本题,加以申说,将“过人之节”具体到“忍”字。说“忍”,又是从“‘勇”字来说,提出匹夫之勇不算勇,只有“人情有所不能忍者”,“卒然临之而不惊,无故加之而不怒”,也就是说,能忍,才是大勇;而其所以能忍,又是因为抱负甚大,志向甚远的缘故。表面看来,勇和忍似乎是对立的,作者却指出了它们的统一性,充满辩证法,非常精警深刻。这是作者的基本论点,也是全篇的主意。虽然这里并未指名,实际是对张良而言。以下全是对张良的具体论证。
文中举了张良狙击秦王、进履受书、劝说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三件事。这三件事表面看来似无关连,但作者却敏锐地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,由此提出了他的独创见解。
第二段先从前两件事说。人们孤立地看圯上老人赠书事,因而把一些神怪传闻当作真实。作者把这件事同张良狙击秦王联系起来,把他为韩报仇不能忍小忿,逞匹夫之勇,与成大事所需要的大忍耐联系起来,指出这是秦时的隐士对张良忍耐心的考验观察,其用意并不在书的授受。指出老人的行动所暗示的,都是圣贤间互相警示劝戒的道理。这几层意思紧密钩连,互为论证,结构非常严密。拂去老人赠书的神奇色彩,关系到基本立论,因为如果这真是神怪的行为而非人事,就无法按常理论之。老人赠书的用意,则是从张良和老人的行动本身这两个方面来论证。从张良讲,他狙击秦王的行动,是“不忍忿忿之心”的表现,这种荆轲、聂政式的刺杀行为,在当秦势方盛时无异于白白送死。老人因为痛惜其才,才“出而试之”,故意用傲慢无礼的举动“无故加之”,极力摧折侮辱他,以磨炼他的性格,“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”,使其“能有所忍”。从老人说,他对张良的一系列折辱举动,显然不是出于无心。当老人故意走到张良跟前堕履又命他取履时,张良“欲殴之”,仍有不能忍之心;因念其年老而下桥取履是“强忍”着,老人岂有不知,故又提出更带侮辱性的要求:替我穿履!张良想,既已为老人取履了,就再替他穿上吧。这“能忍”的程度又进了一步,但老人还要再看看。他以足受履,笑而去,行了里许路,见张良只是目送着他,并无异常的表现,这才再走回来,对张良说:“孺子可教矣!”这就自己道出了有意试察的用心。太史公的笔墨也很传神:写张良“欲殴之”,“强忍”,“业为取履,因履之”,“殊大惊,因目之”,一连串带动作的心理描写把个“忍”字的深化过程刻画得丝丝人扣。随后因“平明”、“鸡鸣”赴约仍然迟到而一再受到怒责,终于以“夜未半”即往,得到老人的首肯,完成了“忍”’的磨练。这给作者取为立论主题提供了材料。如果老人的用意是在赠书,只须将书授与即可;之所以“深折之”,正说明“意不在书”。“且其意不在书”,而在使张良能忍,二者实为一个意思。
为了加强说服力,第三段又引史为证,再次申说上段之意。文中先引郑伯能忍而不战退敌,勾践能忍而终灭吴国,以见忍的极端重要性,说明圯上老人何以要“出而试之”。又概述老人“深折”张良的情景,证明他的举动确实是对张良的考察试验。前者是从动机讲,后者是从事实讲,行动的目的则是“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”(化用《论语·卫灵公》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语意,即上文所谓“圣贤相与警戒之义”),后来的结果则是使张良达到了“秦皇帝之所不能惊,而项籍之所不能怒”的境界。
以上都是就张良早年的两件事而言,第四段又举他后来在刘邦项籍斗争中的一个例证以实之。没有这个例证,张良在坦上的表现,可以视为偶然;有了这个例证,上面的论证才开花结果,落到实处。这段的精妙之处在于,作者不是孤立地讲张良,而是联系到刘、项两家的斗争来举例。文中把刘邦之所以胜和项籍之所以败,归结为能忍和不能忍,而以韩信求假封为齐王的事例,把刘邦之能忍归结为系由张良成全,不仅说明了能忍对于张良、对于刘、项的事业的重大意义,还说明了纪上老人的启导所起的巨大作用,大大增强了通篇议论的说服力。末尾以揣度作结,谓子房的状貌也表现出能忍的特征,思致新颖,风调翩翩,余味不尽。
赏析
该文系1061年(宋仁宗嘉祐六年),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。根据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,论证了“忍小忿而就大谋”、“养其全锋而待其敝”的策略的重要性。文笔纵横捭阖,极尽曲折变化之妙,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,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。
“孺子可教”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。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,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,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,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。其实,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《留侯论》,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。
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,化腐朽为神奇。依苏轼之意,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,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,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,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。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。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,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,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。结果他能够忍耐,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,所以圯上老人称他“孺子可教矣”。经苏轼这么解释,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。相比之下,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,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。苏轼之高明,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。
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,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。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“忍小忿而就大谋”,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,作者广征史实,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,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,而且引项羽、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,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。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,流转变化,不离其宗,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,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。这篇文章能开能合,气势俊逸奔放,虽只有短短七百字,但言简意赅,分析透彻,鞭辟入里,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,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。
诗有诗眼,文也有文眼,尤其是立论文章,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“文眼”:“天下有大勇者,卒然临之而不惊,无故加之而不怒,此其所挟持者甚大,而其志甚远也。”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,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。苏轼当年,屡遭贬谪,正是以忍为大德,才造就一个词、文、诗、书、画多方面的全才;也正由于此,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。因此可以说,作者明写留侯之忍,实际上是以古喻今,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,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。
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,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,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,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。
创作背景
宋仁宗嘉佑五年,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今河南伊阳西主簿属正九品。苏轼未赴任,经欧阳修、杨畋等推荐,寓居怀远驿,精心准备制科考试。试前,苏轼上杨畋、富弼等人二十五篇《进策》、二十五篇《进论》,《留侯论》就是《进论》中的一篇。
苏轼简介
宋代·苏轼的简介

苏轼(1037-1101),北宋文学家、书画家、美食家。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。汉族,四川人,葬于颍昌(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)。一生仕途坎坷,学识渊博,天资极高,诗文书画皆精。其文汪洋恣肆,明白畅达,与欧阳修并称欧苏,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;诗清新豪健,善用夸张、比喻,艺术表现独具风格,与黄庭坚并称苏黄;词开豪放一派,对后世有巨大影响,与辛弃疾并称苏辛;书法擅长行书、楷书,能自创新意,用笔丰腴跌宕,有天真烂漫之趣,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宋四家;画学文同,论画主张神似,提倡“士人画”。著有《苏东坡全集》和《东坡乐府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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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
二月十六日,前乡贡进士韩愈,谨再拜言相公阁下:
向上书及所著文后,待命凡十有九日,不得命。恐惧不敢逃遁,不知所为,乃复敢自纳于不测之诛,以求毕其说,而请命于左右。
愈闻之: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,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,然后呼而望之也。将有介于其侧者,虽其所憎怨,苟不至乎欲其死者,则将大其声疾呼而望其仁之也。彼介于其侧者,闻其声而见其事,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,然后往而全之也。虽有所憎怨,苟不至乎欲其死者,则将狂奔尽气,濡手足,焦毛发,救之而不辞也。若是者何哉?其势诚急而其情诚可悲也。
愈之强学力行有年矣。愚不惟道之险夷,行且不息,以蹈于穷饿之水火,其既危且亟矣,大其声而疾呼矣。阁下其亦闻而见之矣,其将往而全之欤?抑将安而不救欤?有来言于阁下者曰:“有观溺于水而爇于火者,有可救之道,而终莫之救也。”阁下且以为仁人乎哉?不然,若愈者,亦君子之所宜动心者也。
或谓愈:“子言则然矣,宰相则知子矣,如时不可何?”愈窃谓之不知言者。诚其材能不足当吾贤相之举耳;若所谓时者,固在上位者之为耳,非天之所为也。前五六年时,宰相荐闻,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,与今岂异时哉?且今节度、观察使及防御营田诸小使等,尚得自举判官,无间于已仕未仕者;况在宰相,吾君所尊敬者,而曰不可乎?古之进人者,或取于盗,或举于管库。今布衣虽贱,犹足以方乎此。情隘辞蹙,不知所裁,亦惟少垂怜焉。
愈再拜。
报刘一丈书
数千里外,得长者时赐一书,以慰长想,即亦甚幸矣;何至更辱馈遗,则不才益 将何以报焉?书中情意甚殷,即长者之不忘老父,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。
至以“上下相孚,才德称位”语不才,则不才有深感焉。 夫才德不称,固自知之矣;至於不孚之病,则尤不才为甚。
且今之所谓孚者,何哉?日夕策马,候权者之门。门者故不入,则甘言媚词,作妇人状,袖金以私之。即门者持刺入,而主人又不即出见;立厩中仆马之间,恶气袭衣袖,即饥寒毒热不可忍,不去也。抵暮,则前所受赠金者,出报客曰:“相公倦,谢客矣!客请明日来!”即明日, 又不敢不来。夜披衣坐,闻鸡鸣,即起盥栉,走马抵门;门者怒曰:“为谁?”则曰 :“昨日之客来。”则又怒曰:“何客之勤也?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?”客心耻之 ,强忍而与言曰:“亡奈何矣,姑容我入!”门者又得所赠金,则起而入之;又立向所立厩中。 幸主者出,南面召见,则惊走匍匐阶下。主者曰:“进!”则再拜,故迟不起; 起则上所上寿金。主者故不受,则固请。主者故固不受,则又固请,然後命吏纳之。 则又再拜,又故迟不起;起则五六揖始出。出揖门者曰:“官人幸顾我,他日来,幸 无阻我也!”门者答揖。大喜奔出,马上遇所交识,即扬鞭语曰:“适自相公家来, 相公厚我,厚我!”且虚言状。即所交识,亦心畏相公厚之矣。相公又稍稍语人曰:“某也贤!某也贤!”闻者亦心计交赞之。
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,长者谓仆能之乎?前所谓权门者,自岁时伏腊,一刺之外,即经年不往也。闲道经其门,则亦掩耳闭目,跃马疾走过之,若有所追逐者,斯则仆之褊衷,以此长不见怡於长吏,仆则愈益不顾也。每大言曰:“人生有命,吾惟有命,吾惟守分而已。”长者闻之,得无厌其为迂乎?
乡园多故,不能不动客子之愁。至于长者之抱才而困,则又令我怆然有感。天之与先生者甚厚,亡论长者不欲轻弃之,即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,幸宁心哉!
谏逐客书
臣闻吏议逐客,窃以为过矣。昔穆公求士,西取由余于戎,东得百里奚于宛,迎蹇叔于宋,来邳豹、公孙支于晋。此五子者,不产于秦,而穆公用之,并国二十,遂霸西戎。孝公用商鞅之法,移风易俗,民以殷盛,国以富强,百姓乐用,诸侯亲服,获楚、魏之师,举地千里,至今治强。惠王用张仪之计,拔三川之地,西并巴、蜀,北收上郡,南取汉中,包九夷,制鄢、郢,东据成皋之险,割膏腴之壤,遂散六国之纵,使之西面事秦,功施到今。昭王得范雎,废穰侯,逐华阳,强公室,杜私门,蚕食诸侯,使秦成帝业。此四君者,皆以客之功。由此观之,客何负于秦哉!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,疏士而不用,是使国无富利之实,而秦无强大之名也。
今陛下致昆山之玉,有随和之宝,垂明月之珠,服太阿之剑,乘纤离之马,建翠凤之旗,树灵鼍之鼓。此数宝者,秦不生一焉,而陛下说之,何也?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,则是夜光之璧,不饰朝廷;犀象之器,不为玩好;郑、卫之女不充后宫,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,江南金锡不为用,西蜀丹青不为采。所以饰后宫,充下陈,娱心意,说耳目者,必出于秦然后可,则是宛珠之簪,傅玑之珥,阿缟之衣,锦绣之饰不进于前,而随俗雅化,佳冶窈窕,赵女不立于侧也。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,而歌呼呜呜快耳者,真秦之声也;《郑》、《卫》、《桑间》,《韶》、《虞》、《武》、《象》者,异国之乐也。今弃击瓮叩缶而就《郑》、《卫》,退弹筝而取《昭》、《虞》,若是者何也?快意当前,适观而已矣。今取人则不然。不问可否,不论曲直,非秦者去,为客者逐。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,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。此非所以跨海内、制诸侯之术也。
臣闻地广者粟多,国大者人众,兵强则士勇。是以泰山不让土壤,故能成其大;河海不择细流,故能就其深;王者不却众庶,故能明其德。是以地无四方,民无异国,四时充美,鬼神降福,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。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,却宾客以业诸侯,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,裹足不入秦,此所谓“借寇兵而赍盗粮”者也。夫物不产于秦,可宝者多;士不产于秦,而愿忠者众。今逐客以资敌国,损民以益雠,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,求国无危,不可得也。(泰山 一作:太山)
尚德缓刑书
汉昭帝逝世,昌邑王刘贺被废黜,汉宣帝刘询刚刚登上皇位。路温舒呈上奏书,奏书说:
昭帝崩,昌邑王贺废,宣帝初即位,路温舒上书,言宜尚德缓刑。其辞曰:
“臣闻齐有无知之祸,而桓公以兴;晋有骊姬之难,而文公用伯。近世赵王不终,诸吕作乱,而孝文为太宗。由是观之,祸乱之作,将以开圣人也。故桓、文扶微兴坏,尊文、武之业,
泽加百姓,功润诸侯,虽不及三王,天下归仁焉。文帝永思至德,以承天心,崇仁义,省刑罚,通关梁,一远近,敬贤如大宾,爱民如赤子,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,是以囹圄空虚,天下太平。夫继变化之后,必有异旧之恩,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。“往者,昭帝即世而无嗣,大臣忧戚,焦心合谋,皆以昌邑尊亲,援而立之。然天不授命,淫乱其心,遂以自亡。深察祸变之故,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。故大将军受命武帝,股肱汉国,披肝胆,决大计,黜亡义,立有德,辅天而行,然后宗庙以安,天下咸宁。臣闻《春秋》正即位,大一统而慎始也。陛下初登至尊,与天合符,宜改前世之失,正始受命之统,涤烦文,除民疾,存亡继绝,以应天意。
“臣闻秦有十失,其一尚存,治狱之吏是也。秦之时,羞文学,好武勇,贱仁义之士,贵治狱之吏,正言者谓之诽谤,遏过者谓之妖言,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,忠良切言皆郁于胸,誉谀之声日满于耳,虚美熏心,实祸蔽塞,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。方今天下,赖陛下恩厚,亡金革之危、饥寒之患,父子夫妻戮力安家,然太平未洽者,狱乱之也。夫狱者,天下之大命也,死者不可复生,绝者不可复属。《书》曰:“与其杀不辜,宁失不经。”今治狱吏则不然,上下相驱,以刻为明,深者获公名,平者多后患。故治狱之吏,皆欲人死,非憎人也,自安之道在人之死。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,被刑之徒比肩而立,大辟之计岁以万数。此仁圣之所以伤也。太平之未洽,凡以此也。夫人情安则乐生,痛则思死,棰楚之下,何求而不得?做囚人不胜痛,则饰词以视之,吏治者利其然,则指道以明之,上奏畏却,则锻练而周内之;盖奏当之成,虽咎繇听之,犹以为死有余辜。何则?成练者众,文致之罪明也。是以狱吏专为深刻,残贼而亡极,媮为一切,不顾国患,此世之大贼也。故俗语曰:“画地为狱议不入;刻木为吏期不对。”此皆疾吏之风,悲痛之辞也。故天下之患,莫深于狱;败法乱正,离亲塞道,莫甚乎治狱之吏,此所谓一尚存者也。”
“臣闻乌鸢之卵不毁,而后凤凰集;诽谤之罪不诛,而后良言进。故古人有言:“山薮臧疾,川泽纳污,瑾瑜匿恶,国君含诟。”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,开天下之口,广箴谏之路,扫亡秦之失,尊文武之德,省法制,宽刑罚,以废治狱,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,永履和乐,与天亡极,天下幸甚。”
上善其言。
太史公自序
太史公曰:“先人有言: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,有能绍明世、正《易传》,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?’”意在斯乎!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让焉!
上大夫壶遂曰: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?太史公曰:“余闻董生曰:‘周道衰废,孔子为鲁司寇,诸侯害子,大夫雍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为天下仪表,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,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:‘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纪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,存亡国,继绝世,补弊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。《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,故长于变;《礼》经纪人伦,故长于行;《书》记先王之事,。故长于政;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,故长于风;《乐》乐所以立,故长于和;《春秋》辨是非,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,《乐》以发和,《书》以道事,《诗》以达意,《易》以道化,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,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,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中,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,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。’故曰‘臣弑君,子弑父,非一旦一夕之故也,其渐久矣’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前有谗而弗见,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守经事而不知其宜,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陷篡弑之诛,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,为之不知其义,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,至于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,臣不臣则诛,父不父则无道,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,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,则受而弗敢辞。故《春秋》者,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,法施已然之后;法之所为用者易见,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
壶遂曰:“孔子之时,上无明君,下不得任用,故作《春秋》,垂空文以断礼义,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,下得守职,万事既具,咸各序其宜,夫子所论,欲以何明?”
太史公曰:“唯唯,否否,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:‘伏羲至纯厚,作《易》八卦。尧舜之盛,《尚书》载之,礼乐作焉。汤武之隆,诗人歌之。《春秋》采善贬恶,推三代之德,褒周室,非独刺讥而已也。’汉兴以来,至明天子,获符瑞,封禅,改正朔,易服色,受命于穆清,泽流罔极,海外殊俗,重译款塞,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,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士贤能而不用,有国者之耻;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,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,废明圣盛德不载,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,堕先人所言,罪莫大焉。余所谓述故事,整齐其世传,非所谓作也,而君比之于《春秋》,谬矣。”
于是论次其文。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,幽于缧绁。乃喟然而叹曰:“是余之罪也夫。是余之罪也夫!身毁不用矣!”退而深惟曰:“夫《诗》、《书》隐约者,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里,演《周易》;孔子厄陈、蔡,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著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也,故述往事,思来者。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,至于麟止,自黄帝始。
五帝本纪赞
太史公曰:学者多称五帝,尚矣。然《尚书》独载尧以来,而百家言黄帝,其文不雅驯,荐绅先生难言之。孔子所传《宰予问五帝德》及《帝系姓》,儒者或不传。余尝西至空桐,北过涿鹿,东渐於海,南浮江淮矣,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、尧、舜之处,风教固殊焉。总之,不离古文者近是。予观《春秋》《国语》,其发明《五帝德》《帝系姓》章矣,顾弟弗深考,其所表见皆不虚。书缺有间矣,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。非好学深思,心知其意,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。余并论次,择其言尤雅者,故著为本纪书首。
蹇叔哭师
冬,晋文公卒。庚辰,将殡于曲沃。出绛,柩有声如牛。卜偃使大夫拜,曰:“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,击之,必大捷焉。”
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:“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,若潜师以来,国可得也。”穆公访诸蹇叔。蹇叔曰:“劳师以袭远,非所闻也。师劳力竭,远主备之,无乃不可乎?师之所为,郑必知之。 勤而无所,必有悖心。且行千里,其谁不知?”公辞焉。召孟明、 西乞、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。蹇叔哭之曰:“孟子!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。”公使谓之曰:“尔何知!中寿,尔墓之木拱矣!”
蹇叔之子与师,哭而送之,曰:“晋人御师必于崤,有二陵焉。 其南陵,夏后皋之墓地;其北陵,文王之所辟风雨也,必死是间,余收尔骨焉?秦师遂东。
北山移文
钟山之英,草堂之灵,驰烟驿路,勒移山庭:
夫以耿介拔俗之标,萧洒出尘之想,度白雪以方洁,干青云而直上,吾方知之矣。
若其亭亭物表,皎皎霞外,芥千金而不眄,屣万乘其如脱,闻凤吹于洛浦,值薪歌于延濑,固亦有焉。
岂期终始参差,苍黄翻覆,泪翟子之悲,恸朱公之哭。乍回迹以心染,或先贞而后黩,何其谬哉!呜呼,尚生不存,仲氏既往,山阿寂寥,千载谁赏!
世有周子,隽俗之士,既文既博,亦玄亦史。然而学遁东鲁,习隐南郭,偶吹草堂,滥巾北岳。诱我松桂,欺我云壑。虽假容于江皋,乃缨情于好爵。
其始至也,将欲排巢父,拉许由,傲百氏,蔑王侯。风情张日,霜气横秋。或叹幽人长往,或怨王孙不游。谈空空于释部,覈玄玄于道流,务光何足比,涓子不能俦。
及其鸣驺入谷,鹤书赴陇,形驰魄散,志变神动。尔乃眉轩席次,袂耸筵上,焚芰制而裂荷衣,抗尘容而走俗状。风云凄其带愤,石泉咽而下怆,望林峦而有失,顾草木而如丧。
至其钮金章,绾墨绶,跨属城之雄,冠百里之首。张英风于海甸,驰妙誉于浙右。道帙长摈,法筵久埋。敲扑喧嚣犯其虑,牒诉倥偬装其怀。琴歌既断,酒赋无续,常绸缪于结课,每纷纶于折狱,笼张赵于往图,架卓鲁于前箓,希踪三辅豪,驰声九州牧。
使我高霞孤映,明月独举,青松落阴,白云谁侣?磵户摧绝无与归,石径荒凉徒延伫。至于还飙入幕,写雾出楹,蕙帐空兮夜鹤怨,山人去兮晓猨惊。昔闻投簪逸海岸,今见解兰缚尘缨。于是南岳献嘲,北陇腾笑,列壑争讥,攒峰竦诮。慨游子之我欺,悲无人以赴吊。
故其林惭无尽,涧愧不歇,秋桂遣风,春萝罢月。骋西山之逸议,驰东皋之素谒。
今又促装下邑,浪栧上京,虽情殷于魏阙,或假步于山扃。岂可使芳杜厚颜,薜荔蒙耻,碧岭再辱,丹崖重滓,尘游躅于蕙路,污渌池以洗耳。宜扃岫幌,掩云关,敛轻雾,藏鸣湍。截来辕于谷口,杜妄辔于郊端。于是丛条瞋胆,叠颖怒魄。或飞柯以折轮,乍低枝而扫迹。请回俗士驾,为君谢逋客。
原道
博爱之谓仁,行而宜之之谓义,由是而之焉之谓道,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。仁与义为定名,道与德为虚位。故道有君子小人,而德有凶有吉。老子之小仁义,非毁之也,其见者小也。坐井而观天,曰天小者,非天小也。彼以煦煦为仁,孑孑为义,其小之也则宜。其所谓道,道其所道,非吾所谓道也。其所谓德,德其所德,非吾所谓德也。凡吾所谓道德云者,合仁与义言之也,天下之公言也。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,去仁与义言之也,一人之私言也。
周道衰,孔子没,火于秦,黄老于汉,佛于晋、魏、梁、隋之间。其言道德仁义者,不入于杨,则归于墨;不入于老,则归于佛。入于彼,必出于此。入者主之,出者奴之;入者附之,出者污之。噫!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,孰从而听之?老者曰:“孔子,吾师之弟子也。”佛者曰:“孔子,吾师之弟子也。”为孔子者,习闻其说,乐其诞而自小也,亦曰“吾师亦尝师之”云尔。不惟举之于口,而又笔之于其书。噫!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,其孰从而求之?
甚矣,人之好怪也,不求其端,不讯其末,惟怪之欲闻。古之为民者四,今之为民者六。古之教者处其一,今之教者处其三。农之家一,而食粟之家六。工之家一,而用器之家六。贾之家一,而资焉之家六。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?
古之时,人之害多矣。有圣人者立,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。为之君,为之师。驱其虫蛇禽兽,而处之中土。寒然后为之衣,饥然后为之食。木处而颠,土处而病也,然后为之宫室。为之工以赡其器用,为之贾以通其有无,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,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,为之礼以次其先后,为之乐以宣其湮郁,为之政以率其怠倦,为之刑以锄其强梗。相欺也,为之符、玺、斗斛、权衡以信之。相夺也,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。害至而为之备,患生而为之防。今其言曰:“圣人不死,大盗不止。剖斗折衡,而民不争。”呜呼!其亦不思而已矣。如古之无圣人,人之类灭久矣。何也?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,无爪牙以争食也。
是故君者,出令者也;臣者,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;民者,出粟米麻丝,作器皿,通货财,以事其上者也。君不出令,则失其所以为君;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,则失其所以为臣;民不出粟米麻丝,作器皿,通货财,以事其上,则诛。今其法曰,必弃而君臣,去而父子,禁而相生相养之道,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。呜呼!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,不见黜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,不见正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
帝之与王,其号虽殊,其所以为圣一也。夏葛而冬裘,渴饮而饥食,其事虽殊,其所以为智一也。今其言曰:“曷不为太古之无事”?”是亦责冬之裘者曰:“曷不为葛之之易也?”责饥之食者曰:“曷不为饮之之易也?”传曰: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国;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;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;欲修其身者,先正其心;欲正其心者,先诚其意。”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,将以有为也。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,灭其天常,子焉而不父其父,臣焉而不君其君,民焉而不事其事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,诸侯用夷礼则夷之,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经曰:“夷狄之有君,不如诸夏之亡。”《诗》曰:戎狄是膺,荆舒是惩”今也举夷狄之法,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,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?
夫所谓先王之教者,何也?博爱之谓仁,行而宜之之谓义。由是而之焉之谓道。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。其文: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;其法:礼、乐、刑、政;其民:士、农、工、贾;其位:君臣、父子、师友、宾主、昆弟、夫妇;其服:麻、丝;其居:宫、室;其食:粟米、果蔬、鱼肉。其为道易明,而其为教易行也。是故以之为己,则顺而祥;以之为人,则爱而公;以之为心,则和而平;以之为天下国家,无所处而不当。是故生则得其情,死则尽其常。效焉而天神假,庙焉而人鬼飨。曰:“斯道也,何道也?”曰:“斯吾所谓道也,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。尧以是传之舜,舜以是传之禹,禹以是传之汤,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,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,孔子传之孟轲,轲之死,不得其传焉。荀与扬也,择焉而不精,语焉而不详。由周公而上,上而为君,故其事行。由周公而下,下而为臣,故其说长。然则如之何而可也?曰:“不塞不流,不止不行。人其人,火其书,庐其居。明先王之道以道之,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。其亦庶乎其可也!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