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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侯论

[宋代]:苏轼

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,必有过人之节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,匹夫见辱,拔剑而起,挺身而斗,此不足为勇也。天下有大勇者,卒然临之而不惊,无故加之而不怒。此其所挟持者甚大,而其志甚远也。

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,其事甚怪;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,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。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,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;而世不察,以为鬼物,亦已过矣。且其意不在书。

当韩之亡,秦之方盛也,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。其平居无罪夷灭者,不可胜数。虽有贲、育,无所复施。夫持法太急者,其锋不可犯,而其势未可乘。子房不忍忿忿之心,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;当此之时,子房之不死者,其间不能容发,盖亦已危矣。

千金之子,不死于盗贼,何者?其身之可爱,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。子房以盖世之才,不为伊尹、太公之谋,而特出于荆轲、聂政之计,以侥幸于不死,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。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。彼其能有所忍也,然后可以就大事,故曰:“孺子可教也。”

楚庄王伐郑,郑伯肉袒牵羊以逆;庄王曰:“其君能下人,必能信用其民矣。”遂舍之。勾践之困于会稽,而归臣妾于吴者,三年而不倦。且夫有报人之志,而不能下人者,是匹夫之刚也。夫老人者,以为子房才有余,而忧其度量之不足,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,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。何则?非有生平之素,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,而命以仆妾之役,油然而不怪者,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,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。

观夫高祖之所以胜,而项籍之所以败者,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。项籍唯不能忍,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;高祖忍之,养其全锋而待其弊,此子房教之也。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,高祖发怒,见于词色。由此观之,犹有刚强不忍之气,非子房其谁全之?

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,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,不称其志气。呜呼!此其所以为子房欤!


“留侯论”译文及注释

译文

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,一定具有胜人的节操,(有)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。有勇无谋的人被侮辱,一定会拔起剑,挺身上前搏斗,这不足够被称为勇士。天下真正具有豪杰气概的人,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,当无原因受到别人侮辱时,也不愤怒。这是因为他们胸怀极大的抱负,志向非常高远。

张良被桥上老人授给兵书这件事,确实很古怪。但是,又怎么知道那不是秦代的一位隐居君子出来考验张良呢?看那老人用以微微显露出自己用意的方式,都具有圣贤相互提醒告诫的意义。一般人不明白,把那老人当作神仙,也太荒谬了。再说,桥上老人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授给张良兵书(而在于使张良能有所忍,以就大事)。在韩国已灭亡时,秦国正很强盛,秦王嬴政用刀锯、油锅对付天下的志士,那种住在家里平白无故被抓去杀头灭族的人,数也数不清。就是有孟贲、夏育那样的勇士,没有再施展本领的机会了。凡是执法过分严厉的君王,他的刀锋是不好硬碰的,而他的气势是不可以凭借的。张良压不住他对秦王愤怒的情感,以他个人的力量,在一次狙击中求得一时的痛快,在那时他没有被捕被杀,那间隙连一根头发也容纳不下,也太危险了!富贵人家的子弟,是不肯死在盗贼手里的。为什么呢?因为他们的生命宝贵,死在盗贼手里太不值得。张良有超过世上一切人的才能,不去作伊尹、姜尚那样深谋远虑之事,反而只学荆轲、聂政行刺的下策,侥幸所以没有死掉,这必定是桥上老人为他深深感到惋惜的地方。所以那老人故意态度傲慢无理、言语粗恶的深深羞辱他,他如果能忍受得住,方才可以凭借这点而成就大功业,所以到最后,老人说:“这个年幼的人可以教育了。”

楚庄王攻打郑国,郑襄公脱去上衣裸露身体、牵了羊来迎接。庄王说:“国君能够对人谦让,委屈自己,一定能得到自己老百姓的信任和效力。”就此放弃对郑国的进攻。越王勾践在会稽陷於困境,他到吴国去做奴仆,好几年都不懈怠。再说,有向人报仇的心愿,却不能做人下人的,这是普通人的刚强而已。那老人,认为张良才智有余,而担心他的度量不够,因此深深挫折他年轻人刚强锐利的脾气,使他能忍得住小怨愤去成就远大的谋略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老人和张良并没有平生的老交情,突然在郊野之间相遇,却拿奴仆的低贱之事来让张良做,张良很自然而不觉得怪异,这本是秦始皇所不能惊惧他和项羽所不能激怒他的原因。

看那汉高祖之所以成功,项羽之所以失败,原因就在于一个能忍耐、一个不能忍耐罢了。项羽不能忍耐,因此战争中是百战百胜,但是随随便便使用他的刀锋(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实力)。汉高祖能忍耐,保持自己完整的锋锐的战斗力,等到对方疲敝。这是张良教他的。当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要自立为王,高祖为此发怒了,语气脸色都显露出来,从此可看出,他还有刚强不能忍耐的气度,不是张良,谁能成全他?司马迁本来猜想张良的形貌一定是魁梧奇伟的,谁料到他的长相竟然像妇人女子,与他的志气和度量不相称。啊!外柔内刚,这就是张良之所以成为张良吧!

注释

节:节操。

匹夫:普通人。

见辱:受到侮辱。

卒然:突然。卒,通“猝”。

所挟持者甚大:谓胸怀广阔,志意高远。挟持,指抱负。

子房:张良,字子房。因佐刘邦建立汉朝有功,封留侯。

受书:接受兵书。书,指《太公兵法》。圯上:桥上。老人:指黄石公。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:“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,有一老父,衣褐,至良所,直堕其履圯下。顾谓良曰:‘孺子,下取履!’良愕然,欲殴之;为其老,强忍,下取履。父曰:‘履我!’良业为取履,因长跪履之。父以足受,笑而去。”后老父约见张良于桥上,张良两次迟到,受到老父的责备。第三次张良“夜未半”即往,老父喜,送他一部书,说:“读此则为王者师矣。后十年兴,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,山下黄石即我矣。”语毕,老父即离去。次日张良“视其书”,才知道是《太公兵法》。

隐君子:隐居的高士。

观其:瞧他。其,指黄石公。

微:略微,隐约。

见:同“现”。

以为鬼物:因黄石公的事迹较为离奇,语或涉荒诞,故有人认为他是鬼神之类,王充《论衡·自然》:“或曰······张良游泗水之上,遇黄石公,授公书。盖天佐汉诛秦,故命令神石为鬼书授人。”

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:谓秦王残杀成性,以刀锯杀人,以鼎镬烹人。

夷灭:灭族。

贲、育:孟贲、夏育,古代著名勇士。

无所复施:无法施展本领。

其势未可乘:谓形势有利于秦,还没有可乘之机。

而逞于一击之间: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载“秦灭韩”,张良“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,为韩报仇······得力士,为铁椎重百二十斤。秦皇帝东游,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,误中副车。秦皇帝大怒,大索天下,求贼甚急,为张良故也。”其间不能容发:当中差不了一根毛发。比喻情势危急。

千金之子:富贵人家的子弟。

不死于盗贼:不会死在和贼的拼搏上。

不足以死:不值得因之而死。

伊尹太公之谋:谓安邦定国之谋。伊尹辅佐汤建立商朝。吕尚(即太公望)是周武王的开国大臣。

荆柯聂政之计:谓行刺之下策。荆柯刺秦王与燕政刺杀韩相侠累两事,俱见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。

鲜腆:无礼,厚颇。

孺子可教也:谓张良可以教诲。

“楚庄王伐郑”六句:楚庄王攻克郑国后,郑伯肉祖牵羊以迎,表示屈服。楚庄王认为他能取信于民,便释放了他,并退兵,与郑议和。事见《左传》宜公十二年。肉祖,袒衣阵体。

“勾践之困于会稽”三句:《左传》哀公元年:“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,报槜李(越军曾击败吴军于此)也。遂入越。越王(勾践)以甲循五千,保于会稽(山),使大夫种因昊大宰萦以行成。······越及吴平。《国语·越语下》载勾践“令大夫种守于国,与范蠡入宦于吴:三年而吴人遣之。”归臣妾于吴,谓投降吴国为其臣妾。

报人:向人报仇。

非有生平之素:犹言素昧平生(向来不熟悉)。

仆妾之役:指“取履”事。

油然:盛兴貌。此谓悦敬之心油然而生。

轻用其锋:轻率地消耗自己的兵力。

弊:疲困,衰败。

“当淮阴破齐”三句: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:汉四年,韩信破齐,向刘邦请封“假王”,“当是时,楚方急围汉王于荣阳,韩信使者至,发书,汉王大怒,骂日:‘吾困于此,旦暮望若来佐我,乃欲自立为王!’”张良赶紧提醒他不能得罪韩信。刘邦醒悟,便封韩信为齐王以笼络他。韩信后降封为淮阴侯,故称为淮阴。

非子房其谁全之:不是张良,谁又能来保全他呢?

“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”二句: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:“太史公日:‘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,至见其图,状貌如妇人好女。’”不称,不相称。

“留侯论”鉴赏

赏析二

《留侯论》并不全面评论张良的生平和功业,而只论述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观方面的根本原因——“能忍”的过人之节。这个问题过去未有人道及,是作者的创见。

开头一段是立论,提出能忍、不能忍这个命题。“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,必有过人之节”,是泛言,举凡忠勇、坚毅等等超乎常人的节操,全都包括在内。以下则扣住《留侯论》本题,加以申说,将“过人之节”具体到“忍”字。说“忍”,又是从“‘勇”字来说,提出匹夫之勇不算勇,只有“人情有所不能忍者”,“卒然临之而不惊,无故加之而不怒”,也就是说,能忍,才是大勇;而其所以能忍,又是因为抱负甚大,志向甚远的缘故。表面看来,勇和忍似乎是对立的,作者却指出了它们的统一性,充满辩证法,非常精警深刻。这是作者的基本论点,也是全篇的主意。虽然这里并未指名,实际是对张良而言。以下全是对张良的具体论证。

文中举了张良狙击秦王、进履受书、劝说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三件事。这三件事表面看来似无关连,但作者却敏锐地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,由此提出了他的独创见解。

第二段先从前两件事说。人们孤立地看圯上老人赠书事,因而把一些神怪传闻当作真实。作者把这件事同张良狙击秦王联系起来,把他为韩报仇不能忍小忿,逞匹夫之勇,与成大事所需要的大忍耐联系起来,指出这是秦时的隐士对张良忍耐心的考验观察,其用意并不在书的授受。指出老人的行动所暗示的,都是圣贤间互相警示劝戒的道理。这几层意思紧密钩连,互为论证,结构非常严密。拂去老人赠书的神奇色彩,关系到基本立论,因为如果这真是神怪的行为而非人事,就无法按常理论之。老人赠书的用意,则是从张良和老人的行动本身这两个方面来论证。从张良讲,他狙击秦王的行动,是“不忍忿忿之心”的表现,这种荆轲、聂政式的刺杀行为,在当秦势方盛时无异于白白送死。老人因为痛惜其才,才“出而试之”,故意用傲慢无礼的举动“无故加之”,极力摧折侮辱他,以磨炼他的性格,“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”,使其“能有所忍”。从老人说,他对张良的一系列折辱举动,显然不是出于无心。当老人故意走到张良跟前堕履又命他取履时,张良“欲殴之”,仍有不能忍之心;因念其年老而下桥取履是“强忍”着,老人岂有不知,故又提出更带侮辱性的要求:替我穿履!张良想,既已为老人取履了,就再替他穿上吧。这“能忍”的程度又进了一步,但老人还要再看看。他以足受履,笑而去,行了里许路,见张良只是目送着他,并无异常的表现,这才再走回来,对张良说:“孺子可教矣!”这就自己道出了有意试察的用心。太史公的笔墨也很传神:写张良“欲殴之”,“强忍”,“业为取履,因履之”,“殊大惊,因目之”,一连串带动作的心理描写把个“忍”字的深化过程刻画得丝丝人扣。随后因“平明”、“鸡鸣”赴约仍然迟到而一再受到怒责,终于以“夜未半”即往,得到老人的首肯,完成了“忍”’的磨练。这给作者取为立论主题提供了材料。如果老人的用意是在赠书,只须将书授与即可;之所以“深折之”,正说明“意不在书”。“且其意不在书”,而在使张良能忍,二者实为一个意思。

为了加强说服力,第三段又引史为证,再次申说上段之意。文中先引郑伯能忍而不战退敌,勾践能忍而终灭吴国,以见忍的极端重要性,说明圯上老人何以要“出而试之”。又概述老人“深折”张良的情景,证明他的举动确实是对张良的考察试验。前者是从动机讲,后者是从事实讲,行动的目的则是“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”(化用《论语·卫灵公》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语意,即上文所谓“圣贤相与警戒之义”),后来的结果则是使张良达到了“秦皇帝之所不能惊,而项籍之所不能怒”的境界。

以上都是就张良早年的两件事而言,第四段又举他后来在刘邦项籍斗争中的一个例证以实之。没有这个例证,张良在坦上的表现,可以视为偶然;有了这个例证,上面的论证才开花结果,落到实处。这段的精妙之处在于,作者不是孤立地讲张良,而是联系到刘、项两家的斗争来举例。文中把刘邦之所以胜和项籍之所以败,归结为能忍和不能忍,而以韩信求假封为齐王的事例,把刘邦之能忍归结为系由张良成全,不仅说明了能忍对于张良、对于刘、项的事业的重大意义,还说明了纪上老人的启导所起的巨大作用,大大增强了通篇议论的说服力。末尾以揣度作结,谓子房的状貌也表现出能忍的特征,思致新颖,风调翩翩,余味不尽。

赏析

该文系1061年(宋仁宗嘉祐六年),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。根据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,论证了“忍小忿而就大谋”、“养其全锋而待其敝”的策略的重要性。文笔纵横捭阖,极尽曲折变化之妙,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,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。

“孺子可教”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。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,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,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,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。其实,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《留侯论》,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。

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,化腐朽为神奇。依苏轼之意,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,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,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,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。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。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,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,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。结果他能够忍耐,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,所以圯上老人称他“孺子可教矣”。经苏轼这么解释,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。相比之下,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,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。苏轼之高明,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。

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,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。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“忍小忿而就大谋”,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,作者广征史实,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,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,而且引项羽、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,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。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,流转变化,不离其宗,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,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。这篇文章能开能合,气势俊逸奔放,虽只有短短七百字,但言简意赅,分析透彻,鞭辟入里,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,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。

诗有诗眼,文也有文眼,尤其是立论文章,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“文眼”:“天下有大勇者,卒然临之而不惊,无故加之而不怒,此其所挟持者甚大,而其志甚远也。”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,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。苏轼当年,屡遭贬谪,正是以忍为大德,才造就一个词、文、诗、书、画多方面的全才;也正由于此,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。因此可以说,作者明写留侯之忍,实际上是以古喻今,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,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。

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,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,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,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。

创作背景

宋仁宗嘉佑五年,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今河南伊阳西主簿属正九品。苏轼未赴任,经欧阳修、杨畋等推荐,寓居怀远驿,精心准备制科考试。试前,苏轼上杨畋、富弼等人二十五篇《进策》、二十五篇《进论》,《留侯论》就是《进论》中的一篇。  

苏轼简介

宋代·苏轼的简介

苏轼

苏轼(1037-1101),北宋文学家、书画家、美食家。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。汉族,四川人,葬于颍昌(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)。一生仕途坎坷,学识渊博,天资极高,诗文书画皆精。其文汪洋恣肆,明白畅达,与欧阳修并称欧苏,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;诗清新豪健,善用夸张、比喻,艺术表现独具风格,与黄庭坚并称苏黄;词开豪放一派,对后世有巨大影响,与辛弃疾并称苏辛;书法擅长行书、楷书,能自创新意,用笔丰腴跌宕,有天真烂漫之趣,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宋四家;画学文同,论画主张神似,提倡“士人画”。著有《苏东坡全集》和《东坡乐府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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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史公曰:“先人有言: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,有能绍明世、正《易传》,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?’”意在斯乎!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让焉!

上大夫壶遂曰: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?太史公曰:“余闻董生曰:‘周道衰废,孔子为鲁司寇,诸侯害子,大夫雍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为天下仪表,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,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:‘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纪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,存亡国,继绝世,补弊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。《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,故长于变;《礼》经纪人伦,故长于行;《书》记先王之事,。故长于政;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,故长于风;《乐》乐所以立,故长于和;《春秋》辨是非,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,《乐》以发和,《书》以道事,《诗》以达意,《易》以道化,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,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,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中,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,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。’故曰‘臣弑君,子弑父,非一旦一夕之故也,其渐久矣’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前有谗而弗见,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守经事而不知其宜,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陷篡弑之诛,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,为之不知其义,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,至于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,臣不臣则诛,父不父则无道,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,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,则受而弗敢辞。故《春秋》者,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,法施已然之后;法之所为用者易见,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

壶遂曰:“孔子之时,上无明君,下不得任用,故作《春秋》,垂空文以断礼义,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,下得守职,万事既具,咸各序其宜,夫子所论,欲以何明?”

太史公曰:“唯唯,否否,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:‘伏羲至纯厚,作《易》八卦。尧舜之盛,《尚书》载之,礼乐作焉。汤武之隆,诗人歌之。《春秋》采善贬恶,推三代之德,褒周室,非独刺讥而已也。’汉兴以来,至明天子,获符瑞,封禅,改正朔,易服色,受命于穆清,泽流罔极,海外殊俗,重译款塞,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,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士贤能而不用,有国者之耻;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,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,废明圣盛德不载,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,堕先人所言,罪莫大焉。余所谓述故事,整齐其世传,非所谓作也,而君比之于《春秋》,谬矣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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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韩愈

伯乐一过冀北之野,而马群遂空。夫冀北马多天下。伯乐虽善知马,安能空其郡邪?解之者曰:“吾所谓空,非无马也,无良马也。伯乐知马,遇其良,辄取之,群无留良焉。苟无良,虽谓无马,不为虚语矣。”

东都,固士大夫之冀北也。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,洛之北涯曰石生,其南涯曰温生。大夫乌公,以鈇钺镇河阳之三月,以石生为才,以礼为罗,罗而致之幕下。未数月也,以温生为才,于是以石生为媒,以礼为罗,又罗而致之幕下。东都虽信多才士,朝取一人焉,拔其尤;暮取一人焉,拔其尤。自居守河南尹,以及百司之执事,与吾辈二县之大夫,政有所不通,事有所可疑,奚所咨而处焉?士大夫之去位而巷处者,谁与嬉游?小子后生,于何考德而问业焉?缙绅之东西行过是都者,无所礼于其庐。若是而称曰:“大夫乌公一镇河阳,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。”岂不可也?

夫南面而听天下,其所托重而恃力者,惟相与将耳。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,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,求内外无治,不可得也。愈縻于兹,不能自引去,资二生以待老。今皆为有力者夺之,其何能无介然于怀邪?生既至,拜公于军门,其为吾以前所称,为天下贺;以后所称,为吾致私怨于尽取也。留守相公首为四韵诗歌其事,愈因推其意而序之。


武帝求茂才异等诏

两汉刘彻

盖有非常之功,必待非常之人,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,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。夫泛驾之马,跅弛之士,亦在御之而已。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。


春王正月

先秦公羊高

元年者何?君之始年也。春者何?岁之始也。王者孰谓?谓文王也。曷为先言“王”而后言“正月?”王正月也。何言乎王正月?大一统也。

公何以不言即位?成公意也。何成乎公之意?公将平国而反之桓。曷为反之桓?桓幼而贵,隐长而卑。其为尊卑也微,国人莫知。隐长又贤,诸大夫扳隐而立之。隐于是焉而辞立,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;且如桓立,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。故凡隐之立,为桓立也。隐长又贤,何以不宜立?立適以长不以贤,立子以贵不以长。桓何以贵?母贵也。母贵,则子何以贵?子以母贵,母以子贵。


豫让论

明代方孝孺

士君子立身事主,既名知己,则当竭尽智谋,忠告善道,销患于未形,保治于未然,俾身全而主安。生为名臣,死为上鬼,垂光百世,照耀简策,斯为美也。苟遇知己,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,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;钓名沽誉,眩世骇俗,由君子观之,皆所不取也。

盖尝因而论之:豫让臣事智伯,及赵襄子杀智伯,让为之报仇。声名烈烈,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。呜呼!让之死固忠矣,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——何也?观其漆身吞炭,谓其友曰:“凡吾所为者极难,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。”谓非忠可乎?及观其斩衣三跃,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,而独死于智伯。让应曰:“中行氏以众人待我,我故以众人报之;智伯以国士待我,我故以国士报之。”即此而论,让馀徐憾矣。

段规之事韩康,任章之事魏献,未闻以国士待之也;而规也章也,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,与之地以骄其志,而速其亡也 。郄疵之事智伯,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;而疵能察韩、魏之情以谏智伯。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,而疵之智谋忠告,已无愧于心也。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,国士——济国之上也。当伯请地无厌之日,纵欲荒暴之时,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,谆谆然而告之日:“诸侯大夫各安分地,无相侵夺,古之制也。今无故而取地于人,人不与,而吾之忿心必生;与之,则吾之骄心以起。忿必争,争必败;骄必傲,傲必亡”。谆切恳至,谏不从,再谏之,再谏不从,三谏之。三谏不从,移其伏剑之死,死于是日。伯虽顽冥不灵,感其至诚,庶几复悟。和韩、魏,释赵围,保全智宗,守其祭祀。若然,则让虽死犹生也,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?

让于此时,曾无一语开悟主心,视伯之危亡,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。袖手旁观,坐待成败,国士之报,曾若是乎?智伯既死,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,甘自附于刺客之流。何足道哉,何足道哉!虽然,以国士而论,豫让固不足以当矣;彼朝为仇敌,暮为君臣,腆然而自得者,又让之罪人也。噫!


诫兄子严敦书

两汉马援

援兄子严、敦,并喜讥议,而通轻侠客。援前在交趾,还书诫之曰:“吾欲汝曹闻人过失,如闻父母之名:耳可得闻,口不可得言也。好议论人长短,妄是非正法,此吾所大恶也:宁死,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。汝曹知吾恶之甚矣,所以复言者,施衿结缡,申父母之戒,欲使汝曹不忘之耳!

“龙伯高敦厚周慎,口无择言,谦约节俭,廉公有威。吾爱之重之,愿汝曹效之。杜季良豪侠好义,忧人之忧,乐人之乐,清浊无所失。父丧致客,数郡毕至。吾爱之重之,不愿汝曹效也。效伯高不得,犹为谨敕之士,所谓‘刻鹄不成尚类鹜’者也。效季良不得,陷为天下轻薄子,所谓‘画虎不成反类狗’者也。讫今季良尚未可知,郡将下车辄切齿,州郡以为言,吾常为寒心,是以不愿子孙效也。”


上梅直讲书

宋代苏轼

轼每读《诗》至《鸱鸮》,读《书》至《君奭》,常窃悲周公之不遇。及观《史》,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,而弦歌之声不绝,颜渊、仲由之徒,相与问答。夫子曰: “‘匪兕匪虎,率彼旷野’,吾道非邪,吾何为于此?”颜渊曰:“夫子之道至大,故天下莫能容。虽然,不容何病?不容然后见君子。”夫子油然而笑曰:“回,使尔多财,吾为尔宰。”夫天下虽不能容,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。乃今知周公之富贵,有不如夫子之贫贱。夫以召公之贤,以管蔡之亲,而不知其心,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?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,皆天下之贤才,则亦足以乐乎此矣。

轼七八岁时,始知读书,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,其为人如古孟轲、韩愈之徒。而又有梅公者,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。其后益壮,始能读其文词,想见其为人,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,而自乐其乐也。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,求斗升之禄,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。来京师逾年,未尝窥其门。 今年春,天下之士,群至于礼部,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。轼不自意,获在第二。既而闻之,执事爱其文,以为有孟轲之风,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。是以在此,非左右为之先容,非亲旧为之请属,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,一朝为知己。退而思之,人不可以苟富贵,亦不可以徒贫贱。有大贤焉而为其徒,则亦足恃矣。苟其侥一时之幸,从车骑数十人,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,亦何以易此乐也。 传曰:“不怨天,不尤人。”盖“优哉游哉,可以卒岁”。执事名满天下,而位不过五品。其容色温然而不怒,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,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。轼愿与闻焉。


秦士录

明代宋濂

邓弼,字伯翊,秦人也。身长七尺,双目有紫棱,开合闪闪如电。能以力雄人,邻牛方斗不可擘,拳其脊,折仆地;市门石鼓,十人舁,弗能举,两手持之行。然好使酒,怒视人,人见辄避,曰:“狂生不可近,近则必得奇辱。”

一日,独饮娼楼,萧、冯两书生过其下,急牵入共饮。两生素贱其人,力拒之。弼怒曰:“君终不我从,必杀君!亡命走山泽耳,不能忍君苦也!”两生不得已,从之。弼自据中筵,指左右,揖两生坐,呼酒歌啸以为乐。酒酣,解衣箕踞,拔刀置案上,铿然鸣。两生雅闻其酒狂,欲起走,弼止之曰:“勿走也!弼亦粗知书,君何至相视如涕唾?今日非速君饮,欲少吐胸中不平气耳。四库书从君问,即不能答,当血是刃。”两生曰:“有是哉?”遽摘七经数十义扣之,弼历举传疏,不遗一言。复询历代史,上下三千年,纚纚如贯珠。弼笑曰:“君等伏乎未也?”两生相顾惨沮,不敢再有问。弼索酒,被发跳叫曰:“吾今日压倒老生矣!古者学在养气,今人一服儒衣,反奄奄欲绝,徒欲驰骋文墨,儿抚一世豪杰。此何可哉!此何可哉!君等休矣!”两生素负多才艺,闻弼言,大愧,下楼,足不得成步。归询其所与游,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。

泰定末,德王执法西御史台,弼造书数千言袖谒之。阍卒不为通,弼曰:“若不知关中邓伯翊耶?”连击踣数人,声闻于王。王令隶人捽入,欲鞭之。弼盛气曰:“公奈何不礼壮士?今天下虽号无事,东海岛夷尚未臣顺,间者驾海舰,互市于鄞,即不满所欲,出火刀斫柱,杀伤我中国民。诸将军控弦引矢,追至大洋,且战且却,其亏国体为已甚。西南诸蛮,虽曰称臣奉贡,乘黄屋、左纛,称制与中国等,尤志士所同愤。诚得如弼者一二辈,驱十万横磨剑伐之,则东西为日所出入,莫非王土矣。公奈何不礼壮士?”庭中人闻之,皆缩颈吐舌,舌久不能收。王曰:“尔自号壮士,解持矛鼓噪,前登坚城乎?”曰:“能。”“百万军中,可刺大将乎?”曰:“能。”“突围溃阵,得保首领乎?”曰:“能。”王顾左右曰:“姑试之。”问所须,曰:“铁铠良马各一,雌雄剑二。”王即命给与,阴戒善槊者五十人驰马出东门外,然后遣弼往。王自临观,空一府随之。暨弼至,众槊并进。弼虎吼而奔,人马辟易五十步,面目无色。已而烟尘涨天,但见双剑飞舞云雾中,连斫马首堕地,血涔涔滴。王抚髀欢曰:“诚壮士!诚壮士!”命勺酒劳弼,弼立饮不拜。由是狂名振一时,至比之王铁枪云。

王上章荐诸天子,会丞相与王有隙,格其事不下。弼环视四体,叹曰:“天生一具铜筋铁肋,不使立勋万里外,乃槁死三尺蒿下,命也,亦时也。尚何言!”遂入王屋山为道士,后十年终。

史官曰:弼死未二十年,天下大乱。中原数千里,人影殆绝。玄鸟来降,失家,竞栖林木间。使弼在,必当有以自见。惜哉!弼鬼不灵则已,若有灵,吾知其怒发上冲也。